清初武夷山仍在产制绿茶，1650—1653年任崇安县令的殷应寅（清康熙三十二年《建宁府志》卷二十二）招黄山僧制松萝茶。

    据安徽《歙县县志》载：松萝茶起源于明隆庆年间，即1567—1572年间。明闻龙于崇祯三年（1630）所著的《茶笺》中说及其工艺：“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再散入铛，文火炒干，入焙。”此法当系精细的炒青绿茶工艺。

    松萝法极为精细，加上武夷茶叶内质优质，故用此法制出的武夷茶品质极佳，得到朝野青睐是自然之事。

    但是，由于武夷茶产量大增，要求精细的松萝之法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因而制作上也就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曾在福建为官8年的周亮工（1612—1672）在其《闽小记·闽茶》中写到：“崇安令招黄山僧制松萝茶”、“近有以松萝法制之者，即试之，色香亦具足，经旬月，则紫赤如故”。“经旬月，则紫赤如故”此可能炒时过于大锅，炒后堆放过厚，无法晾开扇去热气所致。此茶说它是经茶，又经炒青，说它是乌龙茶，又无做青。因此只能说它是发酵了的炒青茶，当是岩茶（即乌龙茶）的前身和刍形。这种茶只有存放一段时间才好喝，故周亮工《闽茶曲》有诗云：“藏得深红三倍价，家家卖弄隔年陈”。

    据周亮工年谱载：周36岁至44岁，即清顺治五年至十三年（1648—1656）在福建任按察使，此时已进入清代，由此可以说，明末尚元乌龙茶和其他发酵茶制作工艺。

    在清代初年反复摸索的基础上，于清康熙后期，武夷茶才逐步形成一种新型的岩茶制作工艺，即乌龙茶制作工艺。康熙三十年（1691年）入武夷山为僧的闽南同安布衣士人释超全的《武夷茶歌》可见一斑，其诗云：“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籍此少为利”，此处“岩茶”非产地之称，而属工艺之名，因为此前这些茶树也生长于岩中，而是采用团、饼和晒、蒸、炒青之制法，故未称岩茶：“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此四句当是讲制茶要求的气候，而不是指自然条件。如今不论是手工或机械制作，还是对天气有所依赖，好天易制好茶，阴雨天就较难出精品：“鼎中笼上炉火温（有的写为红，似更妥），心闲手敏工夫细。”此二句似说明其时制法，已不像松萝法，鼎中炒、鼎中干燥，还要一人急扇之，以防其黄。而是锅温高达发红，如尔后至今的岩茶炒青锅温，也高达如此，这是明显的乌龙制法。稍后释在他的《安溪茶歌》又云：“溪（安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由此看出当时的岩茶制法是“先炒后焙”的。这明显地区别于绿茶只炒不焙、红茶不炒就揉的基本制作工艺。综上所云：释超然所作的《武夷茶歌》、《安溪茶歌》说明十七世纪后期武夷山已发明了乌龙茶制作工艺，只是工艺上还不完善而已。

    后来，王草堂的《茶说》记述就较详细了。文曰：“武夷茶采后，以竹筐（竹筛）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岕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摇的意思），香气越发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在崇安县为令（1717~1722年）的陆廷灿，于1734年将此文编入其茶书《续茶经》。这上经晒、摊、摝、炒、焙的制法属乌龙茶制作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