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袍武夷山

——解读武夷山“红袍”产业

□  胡书仁

　  在乌龙茶的故乡武夷山耕耘多年，我依然称不上是合格的茶人。只是徜徉于这山、水、茶的奇妙组合之中，我习惯于用产业的视角，探访那个“经济”的大红袍。

    系出名门

　　大红袍，武夷四大名丛之魁，茶名初见于清代。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位武夷茶家族名满天下的后起之秀，作为岩茶的产业符号，多半还是出于对它高贵出身的景仰。

　　大红袍的先祖，统称武夷茶，成名于约1000年前。范仲淹（989-1052年）和苏东坡（1036-1101年）等宋代大家不吝言辞的褒奖，把武夷茶推向了“冠天下”的空前高度。与“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一并出自范文正公《和章岷斗茶歌》的一句“不如仙山一啜好”，连同苏轼《咏茶》诗中所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几乎成为那个年代武夷茶誉满国朝的经典广告词。

　　但那时，就其社会作用而言，武夷茶的政治意义远在经济意义之上。而与此相应的茶叶经济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并无产业概念。

　　贡品，是那个时代赋予一切珍贵物资的金字招牌，也是大红袍家门显赫的最好注解。一直到明代罢贡的400多年间，武夷茶的皇族御用形象越发鲜明。随着元御茶园的创建，武夷茶年入贡总量达到了941斤，几乎占全国年贡茶总额的四分之一。

　　即便如此，绵延400余年的贡茶制度对于当时的崇安百姓却不啻为一项旷日持久的扰民工程。据史料记载，制作御茶劳民伤财，茶农不堪重负，为免岁贡和官吏勒索，纷纷背井离乡，茶山由此荒芜；御茶园茶农甚至揭竿而起，烧毁御茶焙局……“贡自高兴如，端明千古污。”明景泰年间（1451-1455年），武夷御茶园开始罢贡。

　　走下神坛的武夷茶从洲地逐步向三坑两涧（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转移，武夷茶的独特岩韵开始凸显，自此，武夷岩茶渐兴。而正是武夷岩茶的诞生，拉开了武夷茶经世济民的帷幕。这一时期（十五世纪中叶至上世纪中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是以商品化为标志的。

　　武夷岩茶的横空出世，从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颠覆了此前武夷茶的成长模式，但它同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生产方面，武夷岩茶的产品创新、多元、增量居然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一阶段，武夷山对茶界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创乌龙茶做青新工艺，师承北苑真香，发展形成乌龙茶独特的香气”；并通过单株选育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名丛，其中佼佼者为“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等四大名丛。至清光绪年间，“全县岩茶厂有100余家，家庭型的有千家，茶行茶庄仅赤石星村就有85家”，武夷岩茶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年产量达40万斤。

　　而从当时的武夷岩茶销售情况看，呈现的是“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独特局面。外销，一度是武夷岩茶的主要创收渠道。中国茶叶输入欧洲，以武夷岩茶为最早。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运武夷茶往欧洲。几十年后，武夷茶风靡英伦三岛。民国期间（1912-1921年）武夷茶输出已达30万斤，平均价值50万元。

      由于销量剧增，武夷岩茶供不应求。清代阮    锡的《安溪茶歌》中就描述了这一景象：“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相争”。武夷岩茶内销市场的崛起，晋商功不可没。清初至道光、咸丰年间，每家资本约两三百万的晋商，几乎掌控着武夷岩茶的内销通道。正是他们，带着武夷岩茶走遍了大江南北，并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武夷茶销售网络。鸦片战争及福州通商后，晋商衰落，下府帮（闽南）、广州帮、潮州帮继之而起，产销两旺依旧是其时岩茶经济的主旋律。旧崇安凭借武夷茶赚取了巨额财富，在闽北富甲一方，有“金崇安”之称。以下梅邹茂章为代表的一批茶人、茶商因茶富足。

　　1917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伦敦茶市关闭，岩茶贸易逐步衰退。直至解放前，战乱连连，武夷岩茶走向没落。

　　从贡品到俏销商品直至战火中的消亡，武夷岩茶的兴衰史验证了“盛世见茶香”这一定律。得益于以“大红袍”为代表的武夷岩茶“资深贵族”般的几经沉浮，我们收获的却是基于大红袍文化和经济编年史之上的巨大的品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