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朱熹品茶论道

朱熹的茶缘

　　朱熹(1130—1200)字无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晚年自称“茶仙”，宋代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一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区居住前后达40余年，死后葬于福建建阳，今建阳县黄坑乡后圹村有朱熹之墓。

　　朱熹为北宋以来理学之集大成者，被尊为古代理学正宗，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学说，建立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著有《周易本义》、《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句》、《诗集传》等。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后人将他视为儒学宗师。

　　朱点幼年丧父，早年全靠义父刘子羽抚养照料。父亲朱松嗜茶成癖，虽没有留下遗产，但却教会了他饮茶。朱熹与茶结缘可以说是家传。说来有趣，朱熹从他诞生之日起便与茶有缘。在他降生的第三天，行“三朝”洗儿之礼，当时家人以宋代贡茶名“月团”为他洗三朝，朱松曾无限感慨地留下一首《洗儿》诗：

         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
         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冠儒。
         学生三朝寿一壶，百年歌好笑捻须。
         厌宾已识天公意，不忍回头更指渠。

但后来事与愿违，朱；捉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却为“始小学，终大学，真源脉胳，统圣贤体用之全。”成为了一代大儒。

　　朱熹一生以清贫著称于世，历代学者以“朱子固穷”颂扬之。朱子的生活准则乃是“茶取养生，衣取蔽体，食取充饥，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从不奢侈铺张。”粗茶淡饭，崇尚俭朴。朱熹一次往女儿家，适女婿外出，女儿端出热茶侍奉，朱子品着茶，感到心里舒适，时已正午，女儿端出麦饭葱汤请父亲就餐，朱子尽茶就餐，吃得津津有味。女儿觉得怠慢了父亲，心中有愧。朱子在茶足饭饱后，很满意这汤与饭，自觉非同一般，挥毫写下：“葱汤麦饭俩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饮时。”

　　朱熹晚年为躲避“庆元学案”，赋诗题匾，往往不敢签署真名，常以“茶仙”署名落款。庆元六年(1200)三月，他病情恶化，尚坚持著述题名。他在给自己出生地南剑州的一处景点书写“引月”付刻，便是署名“茶仙”。这遗迹尚在，且成为他一生绝笔。

朱熹与武夷茶道

　　武夷山是我国风景名胜山川，方圆约60里，有九曲溪、三十六峰、九十九岩、桃园洞、流香涧，最有名的是朱熹讲学的紫阳书院旧址和久享盛誉的武夷岩茶了。

　　武夷山“奇秀甲于东南”，而且盛产茶叶。据记载，武夷山自唐代始种茶，宋时名列贡品，范仲淹曾写下“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武夷产的岩茶乃是乌龙茶的上品，武夷山由于岩石风化后园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所产的茶叶具有不可言喻的山岩风韵，香气胜幽兰，滋味鲜滑回甘，“武夷岩茶”因此名扬天下。朱熹生活在武夷山麓九曲溪畔，武夷岩茶自然是垂手可得，他一生喜饮武夷岩茶，在武夷过着“客来莫嫌茶当酒”的清淡俭朴生活。

　　朱熹乐于武夷山水，更精于武夷茶道，与武夷岩茶缘分深沉。他的一生有一大半是在茶乡武夷山度过的，“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他隐居武夷山，著述立说，以茶穷理。亲朋故友来访，则人山寻胜，品茗赋诗，互相唱和，至今遗迹犹存。武夷山六曲响声岩留有手书岩刻，记载他与蔡元定、吕祖谦、刘子翼等文人武夷漫游；在《武夷山志》里还收入他与袁枢、潘友人等品茗唱和的茶诗。

　　朱熹在武夷讲学之余，常与同道中人、门生学子人山漫游，或设茶宴于竹林泉边、亭榭溪畔，临水瀹茗挟诵。九曲溪有块巨石“茶灶石”，“矶石上平，有灶溪中流，巨石几然，可以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凹，自然为灶，可炊以瀹茗。”朱子常在巨石上设茶宴，斗茶吟咏，以茶会友。他在《武夷精舍杂咏》中有首《茶灶》记述之，诗曰：

         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
         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这种茶趣，这种意境，倾倒多少文人墨客。此诗一出，广为流传，一时和者甚众。当代著名诗人如辛弃疾、袁枢、留之纲、韩元吉、项安世等纷纷唱和，大大提高了武夷岩茶的声誉。尤以建安学者袁枢的《杂咏十首》最引人注目，诗中还描述了武夷山中道学夫子的隐喻生涯。爱国诗人杨万里于淳熙十六年(1189)由江西筠州赴武夷山与朱熹会晤，翌年正月也寄给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咏》，其十一《茶灶》酬唱曰：“茶灶本笠泽，飞来摘茶园，随在武夷山，溪心化为石。”这些诗篇对朱子隐居武夷讲学授徒，著述立说，所重者茶作了形象的总结。五曲溪畔、竹林泉边，茗饮自娱，悠闲自得，清心寡欲，飘然欲仙，茶的精神与大自然的和谐，真是个“竹林泉边架石铫，九曲溪畔瀹茗饮”。

　　淳熙十年(1183)朱熹写过一首《咏茶》诗，记录他蛰居武夷的生活，诗云：

          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手自栽。
          地辟芳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
          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
          啜罢醒心何处所，远山重叠翠成堆。

这首诗写出了他在武夷的山居乐趣。他种茶采茶，以茶自娱，以茶待客，品茗吟咏。这年他在武夷山隐屏峰下构建“武夷精舍”(后名紫阳书院)，办学讲学，倡道东南，为儒家传统继往开来，武夷山一时学者云集，盛极一时。武夷精舍周围置有茶圃两处，种植茶树百余株，朱子每于讲学之余，行吟于茶丛。《朱熹的故事》一书曾记载过《朱熹遇茶姑》的美丽传说。据《崇安县志》记载：文公祠(武夷精舍)在五曲，清康熙时，春间置茶培于此，旧有文公手植茶一本，名曰“文公茶”，又名臭叶香茶，香逾他树，旧为武夷名茶之一。在崇安、建阳两县交界处有座云谷山，朱熹41岁时曾在山上构筑草堂。取名“幽庵”，爱其幽胜。朱子于幽庵闭门著述，并在岭北种植茶园，亲手栽培，百株茶园，枝繁叶茂，平展坦荡，取名“茶坂”。朱子常荷锄除草、提篮采摘其间，深得耕读之乐趣。在《茶坂》一诗中记录他在茶园的辛勤劳动，诗曰：

         携蔬北岭西，采撷供茗饮，
         一啜夜窗寒，跏跌谢衾枕。

　　簇(yng)系竹制的箱笼。“跏跃”本为佛家语，意谓盘腿而坐，原指参禅，这里指的是饮茶而不思睡，故言“谢衾枕”。这一时期朱子常同友人举行茶宴。《朱文公全集》载：朱子青年时代便戒酒，喜欢茶宴，以茶修身。他在给友人信中云：“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己者，皆准之酒冽，戒而绝之，似觉省事。”茶宴本是古代文人作为一种清俭的生活风尚和廉素的道德风尚，作为风气流传下来，宋代茶宴多见于上层社会与禅林僧侣之间。在上层社会中，文人墨客茶宴重于“情”，选择在风景秀丽、环境宜人的场所进行。朱熹在武夷讲学期间，四方学者云集，朱子常与他们相聚于茶宴间，品茗论学，赋诗填词。宋淳熙五年(1178)，朱子赴东四涪村参加其表兄邱子野茶宴上，赋诗论茗，诗曰：

          茗饮瀹甘寒，抖擞神气增。
          顿生尘虑空，豁然‘阮心目。

朱文公常在茶宴席间咏茶，有时妙语连篇。在与张敬天、林泽木等友人唱和应酬曾作诗曰：

         小园茶树数千章，走寄萌芽初得尝。
         虽无山顶烟岗润，亦有灵源一派香。

         宋代寺院“茶宴”流行，当代文人雅士常慕名参与。朱熹亦乐于此行，当时五夫开普寺住持圆悟常办茶宴，朱子慕名经常赴宴，品茗唱和，他们结识于茶宴间，其后竟成“忘年交”。当圆悟圆寂时，朱子赋诗吊唁，诗曰：

         一别人间万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
         不须更活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三峰。

　　在云谷山麓有座“休庵”封庙，住持是位茶人，喜植茶树，朱子常往返其间谈经论道、品茗吟诗，交往甚密，他曾赋诗记之，诗曰：

          别岭有休庐，林峦亦幽绝。
          无事一往来，茶瓜不须投。

末句典出《诗经》：“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表示他与休庵住持之间意趣相投，不须互赠，只求共饮的茶趣。

　　在武夷山水帘洞三贤祠前有楹联一副：“山居偏隅竹为邻，客来莫嫌茶当酒。”表现朱熹隐居武夷时以茶待客的日常生活起居。宋代文人在款待宾客时，一改唐人的饮酒，以茶当酒。宋代流行“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的礼法。朱子这副楹联曾留下过一则《水帘洞三贤品茗》的茶苑佳话。

　　朱熹一生沉迷于武夷岩茶，广结茶缘。他在外任时曾撰写《劝农文》，念念不忘推广茶叶的种植栽培。朱子知漳州时年已花甲，尚在州府的百草亭园圃种植武夷岩茶，并在漳州推广武夷茶叶，漳州一度成为武夷茶的经营市场。朱熹在回江西婺源祖籍老家扫墓，他也不忘把武夷岩茶苗带回去，在祖居庭院植十余株，还把老屋更名为“茶院”。他把随身带去的武夷茶叶招待家乡父老，广为介绍其栽培和焙烤的方法。[FS:PAGE]

朱熹与书院茶文化

　　书院是宋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正式的书院始于唐，兴盛于宋。宋代书院盛时发展到四百余所，成为儒家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人的中心。当时全国著名的书院有紫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嵩阳等，这些书院大都盛行茶道，成为宋代茶文化中心。

　　中国茶道思想乃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萃而成，形成了它博大精深敦厚朴实的文化内涵，但儒家思想是它的主体，领导中国茶文化潮流的主要是文人儒士。儒家倡导品茶修身、和谐自然、以茶励志、以茶品味人生。朱熹以理学人茶道，增添以茶论道之清尚，在以茶喻理方面独树一帜，深得茶道之要旨。

　　朱熹是理学家、教育家，他借品茶喻求学之道，通过饮茶阐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即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本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他认为学习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朱子所谓“理而后和”，“理”乃是自然界严实的规律，是社会人际关系严格的礼仪。礼是和的前提，有礼才能有和，循理是一种苦修，而只有“行之各得其分”，才能领悟到“至和”的甘甜。这是朱子对茶之“礼”的思想升华。茶之重礼，大大地提高了茶人生活的文化素质。茶使人清醒、社会和谐，所以中国茶道中吸收了“礼”的精神。历代儒家都以茶这种亲和力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达到互敬、互爱、互助的目的，从而创造出尊卑有序上下和谐的社会环境来。礼和人际关系无疑起过而且至今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朱子对茶道奥义的理解至深且透。

　　朱子讲学常以茶喻学。宋代煎茶仍具唐代遗风，在茶叶中掺杂姜葱椒盐之类同煎，犹如大杂脍而妨茶味。朱子对学生讲，治学有如这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的味道，便是事物夹杂了。”(语出《朱子经类》)朱子巧妙地运用这一比喻，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他认为对理学要钻深研透，皓首穷经，绝不要被当时流行的某些学派所迷乱。

　　在《朱子语类·杂说》中，朱熹在比较建茶与江茶时曾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南轩集》曰：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建茶即宋时武夷建瓯北苑所产的龙凤团茶，宋代为贡品，因龙凤团饼有腊面，也称“腊茶”；江茶即民间生产的草茶，它味清而有草气，虽有清德而失之“偏”。建茶是腊茶，其味中和纯正、不浓不淡、不厚不薄，归于‘中’，建茶味“正”且“长”，归于“庸”，故建茶在诸茶中最具中庸之道。张救在《南轩集》中以人品比茶品，把草茶视为草泽高人，把腊茶比作台阁胜士。朱子认为这种类比法仅只是茶的风味的对比，仅一般特点的比较。这种比较法在品评各种茶叶的特性时常用，如“界茶为名士、武夷为高士、六安为野士”这种类比，它没有抓住茶道的基本精神，境界不高。这里朱子把建茶的本质升华到“中庸之为德”的哲学高度去认识，在朱子心目中，建茶处草泽乃是佳品，作为腊面处台阁亦为名品，以喻才干饱学廉洁之士，在朝不骄不懈、不贪不图，在野处贫不贱。朱子以茶齐己，以茶喻人。‘‘君子居易认俟命，小人行险以微幸。”“中庸”乃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人世间完美之至德。它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反映了儒家对和谐、平衡、友好的认识和追求。朱子将“中庸之德”，即儒家最高之道德赋予建茶，这是对唐宋茶道的生动阐述，这是对武夷茶品位的最大提高，品饮建茶可以体会中庸之道，从而激励茶人攀登中庸之道，做君子仁人。

　　文人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哲学是文人思考的最高形式。文人品茗时就必然在饮茶中寄寓一定的哲学思考，不管是人生的、社会的或是关于艺术的。朱熹是理学大师，他以茶论道传理学，他把茶视为中和清明的象征，以茶修德，以茶明伦，以茶寓理，不重虚华，崇尚俭朴，更以茶交友，以茶穷理，赋予茶以更广博鲜明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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