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二十年的春天，几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奇怪客人来到福建武夷山脚下一个叫下梅的村子，和以往来这里的客人不同，这些山西人似乎对武夷山的奇峰秀水并不感兴趣，而是每天都在附近的茶山上走走看看，这一看就是两个多月。令人更加意外的是，他们不顾当地人的漫天要价，竟然毫不犹豫地高价买下梅村附近所有的荒山。

为了纪念晋商万里茶路这段辉煌的历史，人们在下梅村村口立碑

 

　　几年之后，这些山西人以下梅村作为起点，奇迹般地开辟了一条伟大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路不仅成就了武夷山茶在全世界的声誉，一批山西家族也因此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历史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商帮——晋商。

　　这几个山西人就是在中俄边界贸易城市恰克图做茶叶生意的常万达等人。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签订之后，常万达经营的茶庄成为当时恰克图生意最好的店铺。雄心勃勃的常万达并不满足于此，为保证茶叶的品质，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市场，他决定采取茶叶的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他千里迢迢从山西来到武夷山脚下，一眼就看中了下梅村便利的交通，便花巨资买下了下梅村附近所有的荒山作为茶叶种植基地。

    作为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常万达在当地茶叶同行的竞争和孤立饱受波折，最终他认识到，要想在武夷山立足，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本地家族作为合作伙伴，在下梅的诸多家族中，几经考量，“景隆号”茶庄的主人邹氏进入了常万达的视野。

　　邹氏名宏章，江西南丰人，早年因饥荒逃难到武夷山的下梅村。凭着吃苦耐劳、肯动脑子以及茶叶种植技术，邹家逐渐在下梅村站稳了脚跟。邹家脚踏实地的品质和对同心同德的重视给常万达留下很深的印象，常家的雄厚资金也吸引了想要扩大经营规模的邹家。于是两家一拍即合。不久，常氏和邹氏联合经营的“素兰号”成为武夷山最大的茶庄，当年“素兰号”茶庄发货单的印模见证了下梅村最繁忙的年代。据《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成吨的茶叶经过精心包装之后，被搬运到环村而过的梅溪的竹筏上，开始了它们遥远的行程。

　　茶叶从下梅村出发，先到江西河口，然后改为水运到达汉口，经由襄樊、唐河，北上至社旗镇。换马帮驮运，经洛阳、晋城、长治，到祁县。再经过太原、大同、张家口，到达归化。在那里，换驼队经过库伦之后，抵达边界城市恰克图。然后，被分送到俄国境内的各大城市。全程近五千公里。这条路被后人称为“万里茶路”。
　　在常家的带动下，山西另外一些商业家族，乔家、渠家、范家等等，也先后来到武夷山加入了万里茶路的征途中。这些家族和常家一起，把商号开遍大江南北，甚至还开到了俄罗斯，建立起一个纵横天下的商业帝国。此时，往返运送的货物，已经包括茶叶、丝绸、呢绒、糖、酒、药材、烟草等等，包罗万象，百货云集。不过，武夷茶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货物。据统计，十九世纪初，每年由晋商运到俄罗斯的各种茶叶已经达到二十万担。

　　在漫长寒冷的冬天，俄罗斯人与其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喝着温暖醇厚的武夷茶时，他们决不会想到，他们热情追捧的武夷茶，在中国的诞生经历了一个阴差阳错的过程。明洪武二十四年，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了一道特殊的诏令。诏令规定，各地向皇宫进贡的茶一律由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的团茶改为散茶。由此，各地茶的产量大增，逐步走向市场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出乎预料的是，这一政策在武夷山却催生了一项重大的茶叶制作工艺的诞生。武夷山聪明的祖先根据采茶者篮筐中已经发酵的“废弃”茶叶，发明了摇青、揉捻、焙火等独特的茶叶制法，使其味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武夷茶最终一跃成为茶叶家族的新星，而这种工艺却改写了茶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