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开始，武夷茶叶由茶农、寺僧、道众自行栽植。但管理方面，包括制定茶租、茶价以及监制官府茶品等都由州官直接负责。由于武夷茶品位高、名气大，深受朝廷君王、权臣宠爱，所以经常有特使到武夷山监制名茶，而建州(包括建宁府)长官(府尹、刺史)为了迎合京官，经常亲临武夷山监制名茶。据记载,唐贞元年间(785～804),建州刺史常衮曾到武夷山“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十国春秋·南唐元宗本纪》载：“保大四年(946)二月，(朝廷)命建州制‘的乳’。”州官奉命后，当即亲自到武夷山茶区监制。
　　北宋初年设置崇安县后，茶政的经营管理则由县令负责。两宋时期，由县衙门承担茶租、茶价及督造贡茶、官茶等事宜。州官也经常亲临武夷山督办茶事,至于重大茶务，经常由朝廷亲派命官(如巡抚、钦差)等前来指导。北宋太平兴国初年(976)，朝廷特派茶使，专备镂刻着龙凤图案的印模，到武夷山督制、查验和监送龙凤团茶到京师。北宋嘉佑年间(1056～1063),文人兼重臣丁谓、蔡襄等先后为福建漕运官，都亲自到过建安、武夷山一带掌管茶事。他们为了投合朝廷帝王所好，竟各自标新立异，刻意督制新的武夷贡茶品种，造成劳民的严重后果。文学家苏轼为此赋《咏茶》长诗一首讽之：“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茶，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无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南宋时期，茶业与盐业同为国家经营，由朝廷设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一职监督该两业。著名诗人、抗金名臣陆游任建州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时曾到武夷山视察茶事,写下有名的记游诗：“未到名山梦已新，千峰拔地玉嶙峋，黄亭一夜风吹雨，似与游人洗俗尘。”还写了咏茶歌：“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雪飞一片茶不忧，何况蔽空如舞鸥。银瓶铜碾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荔子腴玉肤，自古难兼熊掌鱼。”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由于武夷茶备受重视，官吏争相插手，茶政出自多门。当年浙江省平章高兴路过武夷山，监制了“石乳”茶数斤入献皇宫，深得皇帝赏识。次年春，他指派亲信、浦城县达鲁花赤索罗插手武夷茶务，由崇安县吏林锡翁陪同到武夷山督制茶品，在四曲留下“奉上司令造茶”的题刻。至元十九年(1284)，高兴又命令崇安县尹亲自监制贡茶，“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高兴为此更得皇帝宠幸，于是他利用权势，多次派亲信插手武夷茶务。虽然他的儿辈不在其位，但却越俎代庖，掌管起武夷茶事。大德五年(1301)高兴的儿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之职，就近到武夷山督造贡茶。第二年即大德六年，他指派县邑人士孙瑀督建用于焙茶的系列建筑，在武夷山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的平坂之处创设了皇家焙茶局，称之为“御茶园”。崇安县达鲁花赤秃鲁不花奉命协助。于是，武夷岩茶正式成为献给朝廷的贡品，每年必须精工制成龙团饼，沿着驿站递送进入大都(今北京)。从此,众多官吏掌管武夷茶务，管理机构齐全，管理人员众多，茶务、茶政繁冗。至大二年(1390)、三年,崇安县尹完颜锐两次奉上司令到武夷山中督造茶品，在四曲留下题刻。御茶园的设置更是考究。该园的建筑物巍峨华丽，完全按照皇家的规格模式设计和构建。进了仁凤门，迎面就是拜发殿(亦名“第一春”殿)，还有清神堂、思敬堂、焙芳堂、宴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又有通仙井，覆以龙亭，称之为通仙亭，“皆极丹陛之盛”。御茶园设有场官1人，工员数十人。场官主管岁贡之事。后来贡制扩大，采摘、制茶的农户增加到250户，采茶360斤，制龙团5000饼。元泰定三年(1326)，崇安县令张瑞本在御茶园的左右侧各建一场，悬挂“茶场”的大匾。元至顺二年(1332)，建宁总管在通仙井之畔建筑一个高5尺的高台，称为“喊山台”，山上还建造了喊山寺，供奉茶神。每年惊蛰之日，御茶园官吏偕县丞等一定要亲自登临喊山台，祭祀茶神。茶叶督造完竣之后，由驿道快递至京，驿官们更是忙碌异常。有诗为证：“岁签二百五十户，须知一路皆驿骚……”迄至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于御茶园疏于管理，加之管理人员贪婪盘剥，致使茶工、茶农生活窘迫，怠工罢耕，茶树枯败，茶叶衰落，遂取消御茶园，场官、员工也不再存在。从此，茶政、茶务仍袭宋朝旧例，由县令管理，由州官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