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茶叶仍由民间经营,福建省设置茶叶管理局,管辖茶政。武夷山为全省最重要的茶区,由福建省茶叶管理局派专员督察茶政的执行情况。
民国19年5月至民国24年1月(1930~1935),茶叶生产、制造和贸易由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主管。区、乡也大都设有经济委员会,负责包括制茶在内的工业和土特产品贸易事业。民国22年10月,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传达发布的闽北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第二号通令,强调苏区纸、茶生产对缓和苏区经济紧张、增加产量出口(指输到苏区境外)的意义和作用,并就发展纸、茶生产等工作当做重要任务,作了具体指示。沟通苏区茶、纸、竹木、香菇等土特产与非苏区的食盐、西药、棉布等苏区紧缺品的物资交流。
民国27年10月,由于抗日战争的战事紧张,福建省茶业改良场(场址福安)迁至崇安县赤石镇。原场长、著名茶艺师张天福继续担任场长。民国29年,福建省政府与中国茶叶公司在崇安县设立福建示范茶厂,兼并了省茶业改良场,张天福仍任厂长。省示范茶厂下设福安分厂、福鼎分厂、政和制茶所、星村制茶所、武夷直属制茶所。从此,崇安县的茶叶科研成为福建省两大茶叶科研系统的一个重要基地。
民国31年,福建省示范茶厂改为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由著名茶艺师,后被称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任所长,所址设在武夷山麓。设备虽因陋就简,但人才却是网罗尽致,副所长为浙江大学教授蒋芸生,其他专家有叶元鼎(农业专家,任研究员)、叶作舟(名教授,任推广组负责人)、汤成(名茶师、任研究员)、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河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
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成立后,即着手推行茶树更新工作,经费由中央贸易委员会负责。民国31~34年的三年间,研究所立足武夷山,面向浙闽皖赣四省,工作地区达11个茶区,20多个县的147个乡镇。武夷山的10余个乡镇也在实施的茶树更新的范围之内。研究所在武夷山茶区还进行栽培、制造、化验、推广等四项工作。化验工作以王泽农为主,重点作了武夷岩茶土壤的调查分析,基本搞清楚土壤环境、形态、特性以及管理建议,并会同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对包括崇安县在内的闽北水吉、邵武茶区的土壤作了详细调查。在推广工作方面,主要对崇安桐木、武夷山、八角亭各茶区名丛的栽培、制作的概况进行调查,为普及推广奠定基础。此外还编印茶叶专业杂志《武夷通讯》、《茶叶研究》等。
民国19年5月至民国24年1月(1930~1935),茶叶生产、制造和贸易由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主管。区、乡也大都设有经济委员会,负责包括制茶在内的工业和土特产品贸易事业。民国22年10月,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传达发布的闽北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第二号通令,强调苏区纸、茶生产对缓和苏区经济紧张、增加产量出口(指输到苏区境外)的意义和作用,并就发展纸、茶生产等工作当做重要任务,作了具体指示。沟通苏区茶、纸、竹木、香菇等土特产与非苏区的食盐、西药、棉布等苏区紧缺品的物资交流。
民国27年10月,由于抗日战争的战事紧张,福建省茶业改良场(场址福安)迁至崇安县赤石镇。原场长、著名茶艺师张天福继续担任场长。民国29年,福建省政府与中国茶叶公司在崇安县设立福建示范茶厂,兼并了省茶业改良场,张天福仍任厂长。省示范茶厂下设福安分厂、福鼎分厂、政和制茶所、星村制茶所、武夷直属制茶所。从此,崇安县的茶叶科研成为福建省两大茶叶科研系统的一个重要基地。
民国31年,福建省示范茶厂改为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由著名茶艺师,后被称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任所长,所址设在武夷山麓。设备虽因陋就简,但人才却是网罗尽致,副所长为浙江大学教授蒋芸生,其他专家有叶元鼎(农业专家,任研究员)、叶作舟(名教授,任推广组负责人)、汤成(名茶师、任研究员)、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河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
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成立后,即着手推行茶树更新工作,经费由中央贸易委员会负责。民国31~34年的三年间,研究所立足武夷山,面向浙闽皖赣四省,工作地区达11个茶区,20多个县的147个乡镇。武夷山的10余个乡镇也在实施的茶树更新的范围之内。研究所在武夷山茶区还进行栽培、制造、化验、推广等四项工作。化验工作以王泽农为主,重点作了武夷岩茶土壤的调查分析,基本搞清楚土壤环境、形态、特性以及管理建议,并会同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对包括崇安县在内的闽北水吉、邵武茶区的土壤作了详细调查。在推广工作方面,主要对崇安桐木、武夷山、八角亭各茶区名丛的栽培、制作的概况进行调查,为普及推广奠定基础。此外还编印茶叶专业杂志《武夷通讯》、《茶叶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