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茶禁甚严,“载建茶入海者斩”。明初还规定：“铢两茶不得出关。”(见陈继儒《茶小序》)，因而限制了武夷茶的传播。
　　明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携带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内的各种名茶做为礼品赠给各国，打开茶叶之门，外销从此开始。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
　　明末清初，茶禁松弛，朝廷允许民间进行茶叶贸易，武夷茶出口大量增加。由于当时还实行海禁政策，海路不畅通，陆路上则出现了由山西商贾组成的茶帮，专赴武夷山茶叶市场采购茶叶运往关外销售。其时武夷茶便越分水关至江西河口上船，由信江顺流而下波阳，沿着“丝绸之路”的路线，跃身于国际市场。
　　明崇祯十一年(1638)，俄国大使斯塔尔科，在恰克图以貂皮、麝香等物，从蒙古商人门塞手中换得武夷茶64斤带回彼得堡，献给沙皇，从此沙皇及朝廷贵族便爱上武夷茶。随后俄国就从中国进口茶叶。清康熙三年(1664)，俄国商人向英国国王送了一普特的中国武夷红茶，受到皇室的青睐。随后英国朝廷官员也从东印度公司运销市场得到茶叶，逐渐品尝起茶的味道。于是茶叶又从彼得堡来到伦敦的商店，出现在欧洲市场。茶叶在西欧有了市场，俄商对茶叶需求量就与日俱增，成为当时中俄贸易的主要大宗商品。清朝理藩部会奏称：“蒙古商务，向以茶叶为大宗。”
　　康熙十九年(1681)，江西茶商、山西茶帮，经过数度与俄商货物交换接触，获得厚利，便沿信江抵武夷山下的河口镇(铅山县城)，过分水关，来到闽北茶叶集散地——下梅、赤石，设栈收购，建厂制茶。当时星村、赤石茶行林立，生意兴隆，分别被誉为小苏州和小上海。民国《崇安县新志·物产篇》载：“清初茶市本在下梅，道光咸丰年间，下梅废而赤石兴。盛时每日竹筏三百张，转运不绝。红茶、青茶向由山西茶客到县来采办，运往关外销售。一水可通，运费节省，故武夷之利，较从前不啻仅蓰(蓰，五倍之意)。”山西帮茶商运载砖茶、布疋等物资到库伦和恰克图参加互市，一条自崇安武夷山经邻县——江西铅山县北上直至恰克图的陆路运茶之路应运而生，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沟通了国际商品交流。清同治《广信府志》引《紫溪桥记》云：“铅山为八闽门户，车马之音，昼夜不息。”《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县(崇安)西北分水岭上，接江西铅山县界，……商旅出入恒为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