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茶叶经营与茶政
第一节 经营管理机构
自唐朝开始，武夷茶叶由茶农、寺僧、道众自行栽植。但管理方面，包括制定茶租、茶价以及监制官府茶品等都由州官直接负责。由于武夷茶品位高、名气大，深受朝廷君王、权臣宠爱，所以经常有特使到武夷山监制名茶，而建州(包括建宁府)长官(府尹、刺史)为了迎合京官，经常亲临武夷山监制名茶。据记载,唐贞元年间(785～804),建州刺史常衮曾到武夷山“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十国春秋·南唐元宗本纪》载：“保大四年(946)二月，(朝廷)命建州制‘的乳’。”州官奉命后，当即亲自到武夷山茶区监制。
北宋初年设置崇安县后，茶政的经营管理则由县令负责。两宋时期，由县衙门承担茶租、茶价及督造贡茶、官茶等事宜。州官也经常亲临武夷山督办茶事,至于重大茶务，经常由朝廷亲派命官(如巡抚、钦差)等前来指导。北宋太平兴国初年(976)，朝廷特派茶使，专备镂刻着龙凤图案的印模，到武夷山督制、查验和监送龙凤团茶到京师。北宋嘉佑年间(1056～1063),文人兼重臣丁谓、蔡襄等先后为福建漕运官，都亲自到过建安、武夷山一带掌管茶事。他们为了投合朝廷帝王所好，竟各自标新立异，刻意督制新的武夷贡茶品种，造成劳民的严重后果。文学家苏轼为此赋《咏茶》长诗一首讽之：“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茶，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无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南宋时期，茶业与盐业同为国家经营，由朝廷设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一职监督该两业。著名诗人、抗金名臣陆游任建州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时曾到武夷山视察茶事,写下有名的记游诗：“未到名山梦已新，千峰拔地玉嶙峋，黄亭一夜风吹雨，似与游人洗俗尘。”还写了咏茶歌：“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雪飞一片茶不忧，何况蔽空如舞鸥。银瓶铜碾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荔子腴玉肤，自古难兼熊掌鱼。”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由于武夷茶备受重视，官吏争相插手，茶政出自多门。当年浙江省平章高兴路过武夷山，监制了“石乳”茶数斤入献皇宫，深得皇帝赏识。次年春，他指派亲信、浦城县达鲁花赤索罗插手武夷茶务，由崇安县吏林锡翁陪同到武夷山督制茶品，在四曲留下“奉上司令造茶”的题刻。至元十九年(1284)，高兴又命令崇安县尹亲自监制贡茶，“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高兴为此更得皇帝宠幸，于是他利用权势，多次派亲信插手武夷茶务。虽然他的儿辈不在其位，但却越俎代庖，掌管起武夷茶事。大德五年(1301)高兴的儿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之职，就近到武夷山督造贡茶。第二年即大德六年，他指派县邑人士孙瑀督建用于焙茶的系列建筑，在武夷山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的平坂之处创设了皇家焙茶局，称之为“御茶园”。崇安县达鲁花赤秃鲁不花奉命协助。于是，武夷岩茶正式成为献给朝廷的贡品，每年必须精工制成龙团饼，沿着驿站递送进入大都(今北京)。从此,众多官吏掌管武夷茶务，管理机构齐全，管理人员众多，茶务、茶政繁冗。至大二年(1390)、三年,崇安县尹完颜锐两次奉上司令到武夷山中督造茶品，在四曲留下题刻。御茶园的设置更是考究。该园的建筑物巍峨华丽，完全按照皇家的规格模式设计和构建。进了仁凤门，迎面就是拜发殿(亦名“第一春”殿)，还有清神堂、思敬堂、焙芳堂、宴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又有通仙井，覆以龙亭，称之为通仙亭，“皆极丹陛之盛”。御茶园设有场官1人，工员数十人。场官主管岁贡之事。后来贡制扩大，采摘、制茶的农户增加到250户，采茶360斤，制龙团5000饼。元泰定三年(1326)，崇安县令张瑞本在御茶园的左右侧各建一场，悬挂“茶场”的大匾。元至顺二年(1332)，建宁总管在通仙井之畔建筑一个高5尺的高台，称为“喊山台”，山上还建造了喊山寺，供奉茶神。每年惊蛰之日，御茶园官吏偕县丞等一定要亲自登临喊山台，祭祀茶神。茶叶督造完竣之后，由驿道快递至京，驿官们更是忙碌异常。有诗为证：“岁签二百五十户，须知一路皆驿骚……”迄至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于御茶园疏于管理，加之管理人员贪婪盘剥，致使茶工、茶农生活窘迫，怠工罢耕，茶树枯败，茶叶衰落，遂取消御茶园，场官、员工也不再存在。从此，茶政、茶务仍袭宋朝旧例，由县令管理，由州官督办。[FS:PAGE]
清初，武夷茶叶重新兴起。茶政管理也日渐严格。康熙至乾隆年间，武夷山有关茶令的摩崖石刻就有7处。发布茶令并参与武夷茶政者，上有朝廷两院司道、福建布政使司事按察使、前来福建任巡抚的朝廷都察院右佥御史、建安府太守、县令等。朝廷两院司道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三月十七日发布“批允兑茶租告示”(即批允减轻茶税，禁绝苛捐盘剥的告示),长达千余字，镌刻在天游峰。福建布政使司事按察使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二十八日奉巡抚部院定批的批文，全文500余字，勒石在云窝景区。该批文对利用职权低价派习贡茶的前县令柴缉生和县吏饶遇清严加斥责，“发落革役，并于各名上追得受茶礼给领”。此外，福建军职官衙对武夷茶政也加以管辖。康熙五十三年四月，提督福建全省陆路等处地方军务总兵、左都督杨某某发布不准勒索武夷茶农的“禁令”“……访得建协上下衙门目兵人等，每于春末夏初，差役执票，迳赴各岩采买，或短其价值，或需索供应，为害滋甚，令行严禁……倘敢故违，一经察出，定行查究。”此禁令由获益的僧众镌刻在五曲，落款为“沾恩僧众勒石”。
清初茶叶鼎盛时期，建宁太守、崇安县令经常躬亲武夷山茶叶产地，视察茶园，监制茶品，验视贡茶制造情况。康熙三十八年，建宁太守庞垲率从官进山视察茶园，幕僚为其在五曲留下“庞公吃茶处”的摩崖石刻。庞垲还乘兴留下“应接不暇”、“溪山胜处”等纪事题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