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营 销
唐宋时，茶禁甚严,“载建茶入海者斩”。明初还规定：“铢两茶不得出关。”(见陈继儒《茶小序》)，因而限制了武夷茶的传播。
明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携带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内的各种名茶做为礼品赠给各国，打开茶叶之门，外销从此开始。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
明末清初，茶禁松弛，朝廷允许民间进行茶叶贸易，武夷茶出口大量增加。由于当时还实行海禁政策，海路不畅通，陆路上则出现了由山西商贾组成的茶帮，专赴武夷山茶叶市场采购茶叶运往关外销售。其时武夷茶便越分水关至江西河口上船，由信江顺流而下波阳，沿着“丝绸之路”的路线，跃身于国际市场。
明崇祯十一年(1638)，俄国大使斯塔尔科，在恰克图以貂皮、麝香等物，从蒙古商人门塞手中换得武夷茶64斤带回彼得堡，献给沙皇，从此沙皇及朝廷贵族便爱上武夷茶。随后俄国就从中国进口茶叶。清康熙三年(1664)，俄国商人向英国国王送了一普特的中国武夷红茶，受到皇室的青睐。随后英国朝廷官员也从东印度公司运销市场得到茶叶，逐渐品尝起茶的味道。于是茶叶又从彼得堡来到伦敦的商店，出现在欧洲市场。茶叶在西欧有了市场，俄商对茶叶需求量就与日俱增，成为当时中俄贸易的主要大宗商品。清朝理藩部会奏称：“蒙古商务，向以茶叶为大宗。”
康熙十九年(1681)，江西茶商、山西茶帮，经过数度与俄商货物交换接触，获得厚利，便沿信江抵武夷山下的河口镇(铅山县城)，过分水关，来到闽北茶叶集散地——下梅、赤石，设栈收购，建厂制茶。当时星村、赤石茶行林立，生意兴隆，分别被誉为小苏州和小上海。民国《崇安县新志·物产篇》载：“清初茶市本在下梅，道光咸丰年间，下梅废而赤石兴。盛时每日竹筏三百张，转运不绝。红茶、青茶向由山西茶客到县来采办，运往关外销售。一水可通，运费节省，故武夷之利，较从前不啻仅蓰(蓰，五倍之意)。”山西帮茶商运载砖茶、布疋等物资到库伦和恰克图参加互市，一条自崇安武夷山经邻县——江西铅山县北上直至恰克图的陆路运茶之路应运而生，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沟通了国际商品交流。清同治《广信府志》引《紫溪桥记》云：“铅山为八闽门户，车马之音，昼夜不息。”《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县(崇安)西北分水岭上，接江西铅山县界，……商旅出入恒为孔道。”[FS:PAGE]
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两国商人互市地点，边界分设中俄市场，即称中国街和俄国街，两国商队都将货物运到这里进行互市交易。武夷茶北运时，由武夷赤石启程，经过分水岭，担挑马拉，入铅山装船。顺信江下波阳，穿湖而过，出九江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襄樊)起岸。贯河南入山西晋城；经潞安(长冶)抵平遥、大同到张家口。再由张家口启程走军台三十站,转北十四站到库伦北行十一站达恰克图。全程经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河北等省，近5千公里。《清稗类钞》记载：在这条南路上，有车帮、马帮、驼帮。夏秋两季运输以马和牛车为主，每匹马可驮80公斤，牛车载250公斤。由张家口至库伦马队需40天以上，牛车需行60天。冬春两季由骆驼运输，每峰可驮200公斤，一般行35天可达库伦，然后渡依鲁河抵达恰克图。骆驼或车皆结队而行，每15驼为一队，集10队为一房，每房计驼150头，马20匹，有20人赶骆驼。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茶叶贸易繁盛，茶叶之路的驼队经常是累百达千，首尾难望，驼铃之声数里可闻，这是继“丝绸之路”后代之兴起的“茶叶之路”。闽北茶区年产数万箱，雍正十三年在这条路上运输的茶约为一万多普特。道光十年(1820)就达3万普特，三十年达到5万普特。闽北一带的茶叶源源集于赤石、星村、待客而沽。
十八世纪末，“茶叶之路”进入鼎盛时期，为了满足贵族们对武夷茶的偏爱，英国有关部门还特别规定，每船都必须载满七分之一的武夷茶入口。荷兰当局则通过法规：高级的茶要先用精致的白金器皿分装后再装箱，以免中途破损受潮霉变。茶商对武夷名丛，更是倾慕不已，甚至指株索购：“茶之至美者名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预以金定此树，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见《寒秀堂笔记》)“武夷之茶不胫而走四方，岁运番舶，通之外夷。”(见《归田琐记》)
18世纪中叶，武夷茶又率先进入美洲。美洲商人们还以广告、传单等形式宣传武夷茶，甚至保证：“武夷茶若不合口味，可以退货……武夷岩茶传遍世界各地，香飘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