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产录异》重笔录闽茶

□  黄贤庚

      清人郭柏苍《闽产录异》重笔记录了福建的茶叶。

　　郭柏苍（1815—1890），字青郎，号梦鸯藤主人。清侯官（今福州）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曾任县学训导，北洋军政事堂参议。他熟悉天文地理，又爱好乡邦掌故,勤于著书，文章多收入《郭氏丛刻》。他于光绪十二年（1886）编就的《闽产录异》，是一部广录福建特产的珍贵书籍，为后人研究福建特产提供了重要资料，被史志学者奉为珍本。

　　《闽产录异》共六卷，分为谷属、货属、蔬属、草属、药属、木属、竹属、藤属、花属、草属、毛属、羽属、鳞属、虫属等，有物产二百多种,大都是前人没记录或记录不清楚的东西。所以他在自序中说，过去有的物产“各郡县志遂互相抄袭，无其物也亦记其名……”因此他在记录时，不是完全据前人　　所记搬抄，或推断，而是细致地核对，认真分类归卷。他说“苍之所录不臆断，不求文书成分类，以便探讨”。

　　《闽产录异》在记录福建主要及稀有物产时，特别在首卷中重笔记录了福建的茶叶。而其中用了近半篇幅述说武夷茶。他开笔写到：“闽诸郡皆产茶，以武夷为最”。郭柏苍为文时间大约在光绪前期，已是武夷茶的黄金时期，其时武夷所产的岩茶（即后所说乌龙茶）已成饮者之追求的佳品。而星村一带产制的小种红茶，已大量出口欧美。这种情景，为在“居芝城(即今建瓯市区）十年”的郭柏苍耳闻目睹，所以录之较详。他当时见到“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说明岩上之茶多为寺庙所有，并以之为产，这与武夷山志书所记相符。

　　《闽产录异》载，当时岩中所产之品“奇种”，为最佳之品，次为“名种”，为“小种”；稍次者为“次香”，此茶有加入栀子花；再次者为“拣焙”，最粗者统为“岩片”，还有取嫩芽，以指头入锅逐叶卷之，成形干燥，名“工夫茶”， 价昂。看来此“工夫茶”似绿茶，和后来人记录、潮汕人所时尚的高火“工夫茶”制法不一样。所以说即使同一名称的茶品，在制作工艺上古今也存差别，自然茶风格也不同。

　　郭《闽产录异》记曰：“铁罗汉、坠柳条皆宋树，又仅一株，年产少许，无可价值”。说明武夷的珍贵名丛，在当时就名声大振,为富家所追逐，达到“无可价值”之地步，看来比当今的茶王大红袍的拍卖出的天价，还高一筹。

　　郭对武夷岩茶的药性也作有评述，他写到：“凡茶，他郡产者性微寒，武夷九十九岩产者性独温。”他分析其原因是：“岩皆持拔挺立，凡风日雨露无一息之，背水泉甘洁又胜他处，草且芳烈，何况茗柯。”笔者认为,只从优良的生态环境分析，是不够全面的，其间还有制作工艺之差别，这也是关键之一，郭没有点到。

　　继之，郭记录了瓯宁（即今建瓯、建阳）产茶历史；后则说及福宁府（即今闽东一带）各县之茶品，曰：有绿雪芽，绿头春，而白琳、福安的松萝，以支提所产为最；福州鼓山产“半山茶”，虽风味极佳，其价却甚廉。侯官之凤冈、九峰山、林洋、华峰，长乐之　谷、福清之灵石，永福之名山室、方广岩，连江之美肇、石门皆产佳茗。郭柏苍分析以上产地之茶品质优异主要是这些产地“山水泉甘洁特异他处”。

　　由于当时因茶价飞扬，而生态遭 到破坏。郭柏苍记曰：“道光甲辰冬，英国始由城外入居乌石山之积翠寺，以后各郡伐木为茶坪，且废    田种茶取利，闽中自此米薪倍贵，木料杂植也因之而缺”。这种无序的开荒种菜，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此历史教训应以为戒。由于当时武夷茶价高，令夷人只能望其项背。文曰：“北苑等而下之皆市于夷，独武夷价翔，夷人恐耗气侵精，不敢捆载。”这些也使该处生态得以生机，“武夷片石以此独全”，看来也是一件好事。

　　当时的“闽茶运粤，粤之十三行春收购，次第出洋。由于“诸番皆缺”所以“茶价常贵”也是正常之事。[FS:PAGE]

　　郭的记录中有几点好似没写清楚，让今人产生疑惑。如：

　　郭写到：“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以后采茶者万余人。”清时，武夷山中寺庙的僧人多数为闽南人，且多以茶为产，这是史实。但做茶已大多是内迁到江西广信府之上饶、铅山县的闽南人后裔，此点该地的地方志史及移民的宗谱都有记载，从其所说采茶人也系来自江右（即江西别称），也可见得以佐证。郭可能听到茶师们讲闽南话，即认为他们来自泉州、晋江一带。

　　郭柏苍文中记录的“莲心、白毫、紫毫、雀舌皆外山及洲茶采初出嫩芽为之，虽以细为在，味则浅薄”。这种采制方法，不知是否为绿茶工艺，不然怎会“味则少薄”呢？值得今人考证。郭柏苍还写到武夷茶中“别有松际，色浅香淡”此“松际”是否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所刻的、现立于风景区云窝的石碑中所写的“松制”是一种茶。如系同一种茶，则可能是小种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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