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茶客，并非喝茶的客人，而是指做茶生意的商家，武夷山人称他们为“茶客”。清代、民国间就有山西之“西客”和闽南之“下府客”发家于武夷茶。有一则故事：从前有一闽南茶商贩武夷茶到新加坡，客死他乡，魂化为鸟，每年春茶时节到武夷山啼叫：“下府郎上”（闽南语）。意叫闽南茶商来收茶，春茶下山鸟也飞走，据说是去看各地行情、推介岩茶，山人美其名为“茶介鸟”。

　　清时起源于武夷山的岩茶，当时主要归寺庙所有。寺庙僧人多为闽南人，这些僧人将之传至闽南，便有闽南茶商入武夷购买转卖，后逐步延至潮州、广州，形成下府、潮汕、广州三帮。这些茶商，先是批量购买岩茶，后便是定厂包销，再后就购山、购厂，自产自制。据调查，清末民国年间有大小茶厂95家，除张天福示范茶厂2家、崇安县公产8家外，其他属三帮所有。他们还在武夷山麓的赤石街兴办茶行茶庄，经营武夷岩茶。时赤石街行人如梭，舟筏泊岸，灯火通明，青楼靡音彻夜，“金崇安”由茶而得名，“小杭州”也冠之于赤石。

　　三帮茶商将岩上茶厂所产制的岩茶，挑到赤石茶行茶庄精制、打包，顺建溪运到闽南、潮汕、广州直销。岩茶深得富庶的沿海地区文人雅士、富家贵人的青睐，逐步传至港台和东南亚。据说抗日期间，茶道中阻，嗜茶者惶惶不可终日，以往日所存的茶叶包装纸盒嗅之，以过其瘾。富家以饮武夷茶为自豪和雅趣。凡此说明其时岩茶之身价。

　　如此丰厚茶利，引得沿海闹市的茶老板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北上武夷山中，察看厂行所营茶业生意。有的老板一再加大资本购厂买山，泉州张伟力的泉苑茶庄在武夷山已有两座茶厂，1930年又花3万银元购到慧苑东厂后，踌躇满志，向家人朋友夸言，“得此可安天下矣”。

　　春茶采制前，包头、老板在茶山插上界牌，牌上写着“某某厂山界”。采制时节，老板们都会到厂观看做茶、品评、查数，有的甚至住在茶厂，关心备至。若对包头不满，来年则辞去其职，另请人管理。

　　老板衡量包头的业绩主要标准是茶叶数量，其次是茶叶质量。所以春茶采制时每到茶厂，都会专门设小宴请青、焙师傅和带山，有时还会另给红包，以买动此三人为之卖力。“大日”时，夜间揉茶，给工人煮红糖粥为点心，厂人戏称“坐月子”（当地人坐月子期间要吃红糖粥）。常言“嘴一动，三分力”，此举行之有效，促进工人出力炒揉。

　　每年春茶期间，老板从茶行中派心腹，住在茶厂登记每天茶数，厂中尊称此人为“起茶先生”。起茶先生生性记忆好、头脑灵，不会被包头所蒙。先生每天傍晚看着将当日焙出之茶秤后装箱上封。这样每天所采制之茶都有数量，不可缺数，也不能并日登记。先后备有小炉，煮菜自用，足见其待遇非同一般。（黄贤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