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千回百转的历史岁月后，武夷岩茶文学带着全部的文化密码，横陈在我们面前。漫长的历史积淀使武夷岩茶文化是那样的深沉和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丰富性面前，我们难以估量出那沉甸甸的份量。
研究武夷茶文学与茶文化的学人，将从累案的著述中发掘出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其要义正如丹纳所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丹纳：《〈英国文化史〉序言》〗丹纳说的是英国，说的是文学，但对于武夷茶文化、武夷茶文学，何尝又不是如此?作为一个负载着文化信息的“能指”(signifier) ――符号结构，武夷茶文化、茶文学典籍文献包蕴着丰饶广阔的“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捕获它的魂灵，追寻它的特征与价值，获悉它别开洞天的深邃。
一、武夷岩韵文学的哲理表征 羊大为美，鱼羊乃鲜。居家七件宝：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饮食用品。可见，国人的美学观念与饮食文化息息相关。
浸透在武夷茶文学与茶文化中的哲理观，主要表征无非两条：和为贵、适口为美。
武夷岩茶的烹煎与品饮过程，重在凸显“岩韵”。武夷岩茶，粗壮结实，色泽乌润，香气浓郁，滋味甘醇。烹煎武夷岩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清人袁枚曾有一段精彩的描叙：“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品饮武夷岩茶，亦重品其所具岩骨花香之胜。武夷岩茶初啜微苦，继则回甘，性和不寒，具有独特的品质。其泡饮方法，别具一格：“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掾，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噱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开汤第二泡香气初露。茶汤的香气自口吸入，从咽喉经鼻孔呼出，连续三次，所谓“三口气”，更有上者“七泡有余香气”，即可鉴别岩茶上品的香气，有如袁枚一般感觉：“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解躁平矜，怡情悦性”。惟其如此，方能烹煎与品尝到诚如清朝两江总督梁章钜在其晚年作品《归田琐记》中所归纳的武夷岩茶的“香、清、甘、活”的“岩韵”品质。烹则调和水、火、味，饮则品其苦、甘、和。武夷茶文学所彰显的武夷岩茶的烹煎之道，其核心乃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
陈香白教授认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它意味着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和”的内涵非常丰富，作为中国文化意识集中体现的“和”，主要包括着：和敬、和清、和寂、和廉、和静、和俭、和美、和蔼、和气、中和、和谐、宽和、和顺、和勉、和合（和睦同心、调和、顺利）、和光（才华内蕴、不露锋芒），和衷（恭敬、和善）、和平、和易、和乐（和睦安乐、协和乐音）、和缓、和谨、和煦、和霁、和售（公开买卖）、和羹（水火相反而成羹，可否相成而为和）、和戎（古代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结盟友好）、交和（两军相对）、和胜（病愈）、和成（饮食适中）等意义。"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陈香白：《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第43页〗香港的叶惠民先生也同意此说，认为“和睦清心”是茶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茶道的核心。〖《茶艺报》19页，香港茶艺中心，1993年出版〗 笔者以为，“和”其实也是武夷岩韵文学和岩韵文化的哲理表征。
武夷岩茶的焙制目标，以适口为美。适口是辩证的，因时、因地、因材、因人而异。操作虽有规程，但又必须随品种、温度、湿度的变化而“看茶做茶”。加工做青时，采取两晒两凉，重轻结合，看青做青，双炒双揉、去沤提香、成条为主，初焙、复焙，熟化香气，色味俱全，是"岩韵"形成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岩韵”的有无取决于茶树的生长环境，“岩韵”的强弱还受到茶树品种、栽培管理和制作工艺的影响。同等条件下，不同的茶树品种，岩韵强弱不同；非岩茶制作工艺加工则体现不出岩韵；精制焙火是提升岩韵的重要工序。
适口为美首先要合乎时序。在造制岩茶的原料选择上，春茶一般在谷雨后立夏前开采，夏茶在夏至前采摘，秋茶在立秋后采摘。为了保证岩茶质量，对采摘嫩度也有严格要求：过嫩，则成茶香气偏低，味道苦涩；太老，则香粗味淡，成茶正品率低。钱塘人许次纾1597年撰《茶疏》，提出了“江南之茶，……惟有武夷雨前（茶）最胜”的看法。他认为：“清明谷雨，摘茶之候也。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若肯再迟一二日期，待其气力完足，香烈尤倍，易于收藏。梅时不蒸，虽稍长大，故是嫩枝柔叶也。”否则，岩茶入口，则无适口的“香、清、甘、活”之“岩韵”美。
二、武夷岩韵文学的诗性美学 “在中华民族的生活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精神联系。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总是要借助与政治的某种联系，才能刺激出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压抑和生命意志的冲动，从而使渺小而普遍的个体获得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这种联系一旦浓得化不开，个体的情感与审美需要则会成为牺牲品。只有谐调这两方面的矛盾，才能在这个民族中打开一种既现实又超越、既符合社会规律又满足精神利益的日常生活程序。”〖刘士林：《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0页〗这个在北方尚武崇酒的文化圈中愈演愈烈的矛盾，却在江南尚智嗜茶的文化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武夷山偏居一隅，交通阻塞，远离政治的中心，有一种由于政治伦理浓度相对较低因而过得十分滋润的日常生活。这种诗化的日常生活，可以看作是地处江南的武夷地区的主旋律。
在传统的武夷山乡土社会，村民间的信息交流主要是在户外展开。百姓于劳作之余，同样需要一种情感交流和宣泄的休闲形式。于是在武夷山区，始于唐、盛于宋的饮茶风习渐次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么，宋代就是朝着更高阶段和艺术化迈进了，如被宋代茶人、著名文学家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所描写的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 这种把所有生命机能与精神需要都停留在最基本的衣食本能中的原生态里，一切政治伦理的异化及其所带来的生命苦痛，实际上被消解得一干二净。这就是众里寻她千里度而不得的与江南的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日常生活的诗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