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兴国初年，朝廷特置龙凤模印，遣使到建州，监造团茶以别一般的庶饮，龙团凤饼从此诞生。当然也包括产于碧水丹山的武夷奇茗。由于当时崇安尚未建县，而建州的州治建安县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龙凤团茶也称为北苑茶。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崇安县正式建县，武夷山逐步走向兴盛，文人墨客，达官显宦，释家羽士纷至沓来，名声日高，武夷渐脱“北苑”之统称而独步傲立于茶坛，加之诗人的吟咏，武夷岩茶的名气大盛。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剂子翚、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

　　苏轼在咏茶诗中写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由此说明武夷岩茶已经脱颖而出，崛起于岩壑之间，为名家所津津乐道，并开始步入皇家宫室，享誉于朝廷。与此同时，武夷名丛如铁罗汉、坠柳条也开始形成。

　　清朝学者郭伯苍在《闽产录异》中曾记述：清时山中仍有这两种名丛，皆为宋朝留存下来的茶树，“各仅有一棵，年产少许，为无价宝。”宋朝南渡以后，来武夷山游览、讲学、隐居者日增，武夷山极为兴盛。儒家羽士、文人墨客，荟萃山中，斗茶品茗，以茶论文，以文论道，极一时之盛，茶事因之兴旺。著名诗人陆游到此赞曰：“建溪官茶天下绝”。（按，建溪起源于武夷山，流经崇安、建阳至建瓯。建溪泛指该三县。）从这诗里，足证武夷茶新军突起，已与北苑茶同负盛名。

　　朱熹在隐屏峰下构筑精舍，著书立说，授经讲学，聚友品茗，可谓是山中大隐者，颇具雅兴，他利用九曲溪上的一块有罅隙的天然石头当做茶灶，以倡导茶事，并咏诗曰：“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传说隐屏峰下，旧有朱熹手植茶一株，因山僧不堪县官铢求，潜以沸汤浇之遂枯的故事。有清人诗句为证：“县官不解修祠祀，但索文公手植茶。”朱熹在寓居武夷山之时，还亲自携篓去茶园采茶，以此为乐事，并以《茶坂》为题赋诗曰：“携籯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心寒，跏趺谢衾影。”

　　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的游武夷诗也咏及武夷茶：“所将白石与青精，漫燃龙竹闲烹煮。武夷之山秀且高，参元堪把死生逃。”（见《武夷山志》22卷）青精指武夷茶，这位云游道士对武夷山水、茶叶注满情感。“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这是武夷著名道士白玉蟾的《水调歌头·咏茶》中词句，茶如灵丹，清人脾胃。近年，武夷山市志办方留章先生，收到来自蜀省万源县友人惠寄的信札、资料等，言及于1988年在该县石窝乡古社坪村，发现一方完整的石刻，记载着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王雅父子从福建武夷山移植茶苗于本地种植的始未。碑云“……时在元符二载，月应夹钟，当万卉萌芽之盛，阳和煦气已发。前氏府君王雅与令男王敏，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此碑中虽写的是“建溪绿茗”，但在此的前几十年，范仲淹诗已经说明“溪边之茶”乃“武夷仙人从古栽”，因此说其是武夷之茶，并不牵强。可见，由于武夷茶在当时享誉极高，名声远播，身价不凡，为国人迢迢而求之品。其青出于蓝，返回巴蜀，荣归故里，理所当然。
　　
　　凡此说明在宋代脱颖而出、崛起于碧水丹山的武夷茶，与武夷名山同映辉煌，为名家所津津乐道，并开始跻身于皇家宫廷，享誉于朝野，与当时全国兴起的品茶、斗茶、分茶之风尚和合共鸣，集一时之盛，享非凡之誉，乃武夷岩茶千古流芳之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