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书院茶文化

　　书院是宋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正式的书院始于唐，兴盛于宋。宋代书院盛时发展到四百余所，成为儒家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人的中心。当时全国著名的书院有紫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嵩阳等，这些书院大都盛行茶道，成为宋代茶文化中心。

　　中国茶道思想乃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萃而成，形成了它博大精深敦厚朴实的文化内涵，但儒家思想是它的主体，领导中国茶文化潮流的主要是文人儒士。儒家倡导品茶修身、和谐自然、以茶励志、以茶品味人生。朱熹以理学人茶道，增添以茶论道之清尚，在以茶喻理方面独树一帜，深得茶道之要旨。

　　朱熹是理学家、教育家，他借品茶喻求学之道，通过饮茶阐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即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本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他认为学习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朱子所谓“理而后和”，“理”乃是自然界严实的规律，是社会人际关系严格的礼仪。礼是和的前提，有礼才能有和，循理是一种苦修，而只有“行之各得其分”，才能领悟到“至和”的甘甜。这是朱子对茶之“礼”的思想升华。茶之重礼，大大地提高了茶人生活的文化素质。茶使人清醒、社会和谐，所以中国茶道中吸收了“礼”的精神。历代儒家都以茶这种亲和力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达到互敬、互爱、互助的目的，从而创造出尊卑有序上下和谐的社会环境来。礼和人际关系无疑起过而且至今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朱子对茶道奥义的理解至深且透。

　　朱子讲学常以茶喻学。宋代煎茶仍具唐代遗风，在茶叶中掺杂姜葱椒盐之类同煎，犹如大杂脍而妨茶味。朱子对学生讲，治学有如这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的味道，便是事物夹杂了。”(语出《朱子经类》)朱子巧妙地运用这一比喻，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他认为对理学要钻深研透，皓首穷经，绝不要被当时流行的某些学派所迷乱。

　　在《朱子语类·杂说》中，朱熹在比较建茶与江茶时曾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南轩集》曰：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建茶即宋时武夷建瓯北苑所产的龙凤团茶，宋代为贡品，因龙凤团饼有腊面，也称“腊茶”；江茶即民间生产的草茶，它味清而有草气，虽有清德而失之“偏”。建茶是腊茶，其味中和纯正、不浓不淡、不厚不薄，归于‘中’，建茶味“正”且“长”，归于“庸”，故建茶在诸茶中最具中庸之道。张救在《南轩集》中以人品比茶品，把草茶视为草泽高人，把腊茶比作台阁胜士。朱子认为这种类比法仅只是茶的风味的对比，仅一般特点的比较。这种比较法在品评各种茶叶的特性时常用，如“界茶为名士、武夷为高士、六安为野士”这种类比，它没有抓住茶道的基本精神，境界不高。这里朱子把建茶的本质升华到“中庸之为德”的哲学高度去认识，在朱子心目中，建茶处草泽乃是佳品，作为腊面处台阁亦为名品，以喻才干饱学廉洁之士，在朝不骄不懈、不贪不图，在野处贫不贱。朱子以茶齐己，以茶喻人。‘‘君子居易认俟命，小人行险以微幸。”“中庸”乃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人世间完美之至德。它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反映了儒家对和谐、平衡、友好的认识和追求。朱子将“中庸之德”，即儒家最高之道德赋予建茶，这是对唐宋茶道的生动阐述，这是对武夷茶品位的最大提高，品饮建茶可以体会中庸之道，从而激励茶人攀登中庸之道，做君子仁人。

　　文人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哲学是文人思考的最高形式。文人品茗时就必然在饮茶中寄寓一定的哲学思考，不管是人生的、社会的或是关于艺术的。朱熹是理学大师，他以茶论道传理学，他把茶视为中和清明的象征，以茶修德，以茶明伦，以茶寓理，不重虚华，崇尚俭朴，更以茶交友，以茶穷理，赋予茶以更广博鲜明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