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武夷茶就以“晚甘侯”的“封赐”美称，享誉宫廷。
　　清朝闽北人蒋衡在追记《晚甘侯传》一文中，更是通篇以拟人化的笔法，酣畅淋漓地为武夷岩茶撰写《传记》。他写道：“晚甘侯，甘氏如荠，字森伯，闽之建溪人也。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甘氏聚族其间，率皆茹露饮泉，倚岩据壁，独得山水灵异，气性森严，芳洁迥出尘表……大约森伯之为人，见若面目严冷，实则和而且正,始若苦口难茹，久则淡而弥旨，君子人也。”《传记》沿用了前人对武夷岩茶的美称——“晚甘侯”，而且还用了拟人化的笔法记述了它的姓名和表字：它姓甘，名如荠，字森伯。在文中，作者巧妙地用了《诗经》中的典故，予武夷岩茶以姓名：甘如荠。(《诗经·邶风·谷风》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晚甘侯》作者匠心独具，为甘甜美味的武夷岩茶取了出典于《诗经》的尊姓大名，令人解颐生津。《传记》还把武夷茶的“茶品”拟人化为“人品”，赞之曰：“君子人也！”这足以与周敦颐称莲花为“花之君子”相媲美。
　　唐朝，闽北和武夷山一带生产的茶叶经过精制成为腊面茶以后，成为宫庭品饮的珍品，唐代茶圣陆羽晚年仰慕武夷茶之名，曾从蛰居地上绕到武夷山，撰写《武夷山记》，其中记述有关武夷君的神话传说颇详。当时因他撰著《茶经》已有多年，所以《茶经》上不见武夷茶的记载，武夷山也因之在唐时没有得到最广泛、最高层的评价。明人许次纾在记述人们对武夷茶的评价时说道：“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包括武夷山一带)，于今贡茶，惟有武夷雨前最胜。”(《茶疏》)“天下茶品，以阳羡老庙后为第一，武夷次之，(其)他不入格矣！”
　　北宋太平兴国初年(976)，朝廷特置龙凤模印遣使到建州，监造团茶以区别于一般的庶饮。武夷山属于建州，因此武夷茶也是建州茶的一部分。龙凤团茶得宠于朝廷之后，蜚声全国，所以才有“宋人最重建州茶”之说。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尧臣)、苏轼、蔡襄、丁谓、刘子翬、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诸名士咏赞武夷茶的诗文中，以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最为精彩。长诗以“年年春从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为开篇，首先肯定武夷茶是“武夷仙人从古栽”的、“冠(于)天下”的奇茗。诗中铺叙了一大段斗茶的情景之后，末段设置了许多妙喻，盛赞武夷奇茗：“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意即到仙山(武夷山)一啜佳茗之后，枉死的屈原即可魂兮归来，烂醉的刘伶亦可幡然一觉。诗人卢仝也会乘兴再谱茶歌新调，茶圣陆羽更会濡墨补续《茶经》新篇。世人不再歆羡茹芝延寿的商山四皓了，也不再佩服采薇养生、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了，因为武夷仙茶远比灵芝和薇草高妙。待到茶市开张，万人齐趋，长安酒肆和成都药市都为之黯然失色……
　　元朝80多年间，武夷茶仍荣居名茶之首。朝廷在四曲设置御茶园，即是明证。元朝蒙古族诗人耶律楚材思念品饮武夷茶之极，竟吟诗喟叹：“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明代，武夷茶仍享盛誉。许次纾在《茶疏》内记述：“于今贡茶，惟有武夷雨前最胜。”
　　清朝和民国时期，武夷茶盛名不衰，甚至因而远销欧美、南洋而益发蜚声中外。鸦片战争后，两江总督梁章钜曾感叹：“该夷(指英国)所必须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为该夷所醉心。”当代茶叶专家陈椽在论述中郑重提到：“武夷茶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制茶技术不断革新，创造了驰名中外的名茶，历次输出外销，誉满全球，为提高我国茶业科学技术作出很大贡献。”当时外销兴旺，特别是武夷桐木的正山小种红茶，在远销中独享首誉。它的英语名称为BOHEA，即从“武夷”的音译中转化而成。瑞典权威的植物学家林奈(Linne)在《植物种类》一书中分世界的茶为两种，其一即为Var　Bohea(武夷变种)。欧美的科学工作者曾倾心研究美妙的武夷茶，从中分离出一种没食子酸混合物，也以武夷命名，称之为“武夷酸”(Acid　Bohea)。茶叶输出欧美之初，闽南是武夷岩茶的最重要集散地，而茶叶学名以及英、法、德、荷、俄等语系中茶的名称，都是从厦门方言中的“茶”转译而成的！由此可见武夷岩茶影响的重大及广泛。清宣统二年(1910)，武夷岩茶在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获得金质奖。民国24年(1935)12月，福建省特产竞赛会授予崇安县武夷茶一等奖。民国《崇安县新志》还记载着这样的史实：欧美茶商“以武夷茶为中茶(指中国茶叶公司)之总称……且骎骎乎由域中而流往海外，武夷遂辟一新纪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