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当代著名茶叶专家陈椽论证道：“武夷茶约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就以‘晚甘侯’之名而闻名。”而武夷茶最早见诸文字记载则始于唐代。唐代诗人徐夤《谢尚书惠腊面茶》诗中，便有“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之句。当时武夷茶以研膏茶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成为腊面茶，开始少量进贡皇宫，为皇帝所宠爱。北宋时武夷茶仍为贡品。北宋太平兴国初年(976)，朝廷特置龙凤模印，遣使到建州和武夷山一带，监造团茶以别于一般的庶饮，龙团凤饼从此诞生。文人墨客品饮之余，雅兴大发，争相咏赞。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尧臣)、苏轼、蔡襄、丁谓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宋朝南渡以后,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著名学者荟萃山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以文论道，极一时之盛。而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武夷山，又成为僧道众竞相建寺造观的场所。僧道众凭借武夷茶之魅力参禅悟道、修静炼丹，且僧道们大多能躬耕茶园，精于茶叶制作，茶事由之大兴。元朝，武夷茶名闻遐迩，朝廷创建御茶园于四曲之畔，“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武夷茶进入鼎盛时期，明初茶贡照常，但贡茶须按新的制作方法，即废除制作龙团凤饼，改制成芽茶入贡。嘉靖三十六年(1557)，废止四曲御茶园。明清两朝，少量茶叶仍作为贡品献给朝廷。《武夷山志》编纂者董天工为此赋诗写道：“武夷粟粒茶，采摘献天家……”明末清初，武夷茶独特的制作技术脱颖而出，出现介乎红茶与绿茶之间的乌龙茶(即现在所称的武夷岩茶),全国其它茶区群起效尤，武夷茶名声大起，遂大量出口境外，先是从分水关出境，辗转北行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城进行边境贸易。这条道路史称“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同享盛名。茶叶到达恰克图之后络绎进入英国和北欧各国。鸦片战争之后，武夷茶大量从福州、厦门两个海岸出口，年产量在光绪年间达35万公斤。但因管理落后，产地分散，操作落后，因此，销量受到限制。清末至民国初年茶叶销路仍很兴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武夷茶外销量锐减，产量陷入低潮。民国19～23年(1930～1934)间，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掌握政权，茶叶成为苏区进行对外(县)贸易的重要交换物资。换回苏区紧缺的棉花、布匹、药品、食盐等。民国23年以后，由于崇安县政府对革命老根据地进行摧残、封锁，许多茶区被迫移民并村，茶园荒芜，茶农外逃，茶园面积锐减至3000亩，产量缩小至1.75万公斤，武夷茶业，颓败殆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扶持革命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些基点村、同时也是重要茶区的桐木、溪源等村迅速恢复茶叶生产。武夷山景区内的岩茶名丛、单丛也得到妥善的保护和扩大栽植。茶园面积逐渐扩大，产量和外销量逐年提高。1984年全县茶叶面积44099亩，为1949年8700亩的5倍。产量60.78万公斤，为1958年15.26万公斤的4倍。在此前后，新的岩茶品种——肉桂茶经过改良、试种、推广，大获奇效，1989～1993年,连续5次获得国家农业部、商业部等颁发的国家级名茶大奖，武夷岩茶列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完善茶叶生产的各项责任制，国营茶场(厂)、集体茶场(厂)、茶叶专业队、个体茶叶专业户等竞相发展茶叶，茶叶生产遂进入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90年代起连续3年由南平地区行署与武夷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第一至第三届的武夷岩茶节，扩大了武夷岩茶的销路，武夷岩茶进一步畅销于香港、台湾等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1992年12月，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提出5～7年内把武夷山市建设成武夷茶城的战略目标。1993年全市茶园已发展到6．4万余亩，年产量151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