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长泉
来源：《海峡茶道》

“大红袍”的N种传说

“大红袍”自古是万茶之尊，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也是武夷山的第二张名片。但因为历史久远，战乱频仍，文献流失，“大红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但大都没有结果，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这些说法归纳起来无非“状元报恩说”、“皇后治病说”、“县丞祭茶说”、“猴子采摘说”、“县长命名说”等几个脚本。

“皇后治病说”纯属无稽之谈。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从皇后“突然得病”（急性病），到找到“大红袍”治好病，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

“县丞祭茶说”也十分牵强。武夷山虽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

“大红袍”虽然生长在岩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无疑，“猴子采茶说”严重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最令人信服的还是“状元报恩说”。其故事梗概是：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中暑昏厥路边，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药为其治疗。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叶，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以表谢恩。“大红袍”故事从此不胫而走。靖难之变后，朱棣夺取侄子建文的帝位，为追杀传说出家为僧的建文帝，便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询建文帝的下落。胡潆也因此到武夷山，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胡潆听了“大红袍”的故事，更加喜爱天心寺的茶，便请旨敕封，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大红袍”。

那么大红袍的真相到底怎样呢？

饮水思源，喝茶寻根。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跑遍了图书馆、资料室，查阅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各种民间说法和神话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终于得以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基本上还原出了“大红袍”的本来面目，以飧世人。

“大红袍”因何得名

顾名思义，大红袍，就是红色的袍服。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继元之后，汉族统治者重新建立了延续近300年的明王朝，包括服装制度在内的汉族礼制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明朝洪武时期，依据周礼，参考汉、唐、宋历代的服饰，花了20年时间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服装的类别基本延续过去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的区分，官品、职位、身份在服装的颜色和配饰上却有更加明显的辨别。《明史》记载：

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

在公服穿着上，明朝廷也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文中“赤”、“绯”都是指大红色。因此，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如成书于清代的《海公大红袍传》、《海公小红袍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

可见，“大红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那么为什么又引以借代武夷山的茶树呢？可以推测：“大红袍”茶出现于明代，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

这一推测与“状元报恩说”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