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7年的一天，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徽宗赵佶，将自己多年的饮茶心得，撰写成一部被后世茶人奉为经典的茶书。当他刚刚题写好书名，（画面:《大观茶论》），这年新制的贡茶又已进献到宫廷。徽宗皇帝于是取出最爱的茶盏，邀来群臣，共同品饮。因为茶品特殊，袅袅的茶香引动着他用画笔描绘下当时的盛景。时光流转到21世纪的今天，这幅叫作《文会图》的国画被世人尊为国宝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画面中的这些内容和福建武夷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画中品饮的贡茶叫作武夷茶，它产于灵山秀水的福建武夷山。如今，以大红袍、铁罗汉、水金龟、白鸡冠四大名枞为代表的武夷岩茶早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人们在品茶论道，沟通交流的同时，也在更多地思考着：身后这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之地与武夷茶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情缘。

　　一部厚重的武夷山人文历史几乎每一个章节中都记载着武夷茶的发现、种植与制作，散发出茶之清香。这样的特色在整个中国的名山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据史籍记载：汉代开始，武夷茶就有了入贡的记录，唐代更是名气大增，唐玄宗派遣登仕郎颜行之到此诏封武夷山为“名山大川”，武夷茶就此因势而上，得以向四方传播。

　　叶灿（茶叶专家）：“武夷山茶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南朝，到了唐代就有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记载，‘前去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用拟人化的手法，号称侯爷，往来甘香馥郁称为晚甘侯，那实际上指的就是武夷山的岩茶，碧水丹山之乡出来的，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月净云稀笼罩中才有了这种茶的色香味。”

　　二十年多来，赵勇几乎走遍了武夷山周围所有的村落，凡是和茶有关的东西他都会费心收藏。这些大大小小的藏品，每一件都曾见证了那些久远年代里武夷茶事的秘密。对赵勇来说，曲曲折折的收藏的过程，仿佛是一场穿梭在时光里的游戏，他用书籍文献中获得的信息，一点点揭开了这些藏品的身世之谜，而这些藏品的存在，又像是一把钥匙，让他穿过岁月之门，感受到了书本中所无法感受的武夷山茶事的辉煌。

　　赵勇后来相继在唐代的文籍中确定了这两样藏品的出处和用途，这说明，早在唐代，武夷山的茶事就已初显繁荣。

　　现在的武夷山人，喜欢用这种功夫茶的冲泡方法，以细啜慢饮的方式，品饮大红袍的岩骨花香。但在1000多年前，唐代的饮茶，因为制茶方法的不同而与现在完全不同。《茶经》中记载：在唐代，鲜茶采摘下来以后，先要把它蒸熟，然后以杵臼捣成膏状。再用模具拍制成饼，脱模以后还需烘干，表面以蜡密封。茶饼的中心有孔，可以贯串储存。储存时放在洁净通风处。喝的时候，稍作炙烤，然后用茶碾碾碎，过筛后煎煮。

　　“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雀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茶催诗兴，诗中有茶，形成了当时武夷山文化风尚中一道别样的风景。唐代诗人徐寅在这首《尚书惠蜡面茶》一诗中把武夷茶采制的过程描绘得栩栩如生，这首闽地最早的茶诗，也从侧面印证了武夷茶在唐代因为以蜡密封，还曾有过蜡面茶的称谓。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因为武夷山北苑茶园的出现，茶叶制作品饮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童启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的茶事自唐代开始兴起，到宋代可以说盛况空前。武夷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为中国茶事的辉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朝初年，由于气候的变化，贡茶中心就从江浙一带转移到了福建建安。武夷茶因此得以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公元998年（宋咸丰元年），新任的福建转运使丁谓一路风尘来到了武夷山东南100公里外的凤凰山下。凤凰山麓盛产茶叶，丁谓在这里建起御茶园，并亲自负责督造贡茶。为了彰显皇家御茶的珍贵，丁谓改进了制茶工艺，并设计了多种皇家专用的茶饼模具，模具上刻有精美的龙凤图案，于是，这些由金箔装饰，做工精美的皇家茶饼有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龙团凤饼。当第一批龙团凤饼进献到汴梁都城，此后，建州每年例贡龙凤团茶各二斤。

　　如果说丁谓创制的龙团凤饼开创了宋代武夷茶兴盛的起点，那么，在此之后40年，公元1041年，同样是凤凰山下的北苑茶园里，又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蔡襄（1012-1067），他把龙团凤饼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在蔡襄来到北苑以前，他在中国的历史上，以文学和书法著名；而在此之后，他在中国的茶叶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王旭烽（著名作家）：“茶录也就是800多字，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登峰造极，虽然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茶的文献，但是作为一个书法的极品和作为一个茶道文献的极品，就是内容和形式的这种符合这样一种功能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

　　蔡襄督造茶事十分用心，他曾亲自到来茶山观察茶叶生长的情况，并将龙团凤饼的外形和制作工艺都进一步改进。于是，原先一斤八饼的大龙团变作了一斤二十饼的小龙团，外形内质，都极为精绝。

　　刘军贤（茶文化专家）：“龙团制造选料的时候，第一是要选很细嫩的芽，选好芽之后，它只取每个芽的一缕，过去是十六两一斤，虽然是八钱一个饼，但它用料多，当时这个饼的工值就是四万钱，蔡襄创造了小龙团之后，又出现了密云龙，瑞云龙，到瑞云龙的时候一年上贡量只有12个。我个人认为龙团凤饼是中国茶叶的巅峰之作。”

　　四万钱的工值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宰相一年的俸禄。不知多少武夷茶人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和智慧，才有了它如此珍贵稀有的品质。难怪欧阳修在他的诗文中感叹着龙团凤饼“金可有而茶不易得”；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更是对它做出了“名冠天下”的评价。可惜的是，即便是今天的茶叶专家也都无法重现它的制作过程。

　　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武夷建安茶史几乎浓缩了整个中国宋代的茶叶历史。在宋代，武夷茶是作为建安茶的一部分，入贡朝廷。到了元代以后，贡茶的制造地点就正式移到了武夷山的九曲溪畔。从凤凰山到九曲溪，武夷茶既经历了宋元两代458年的贡茶岁月，又催生出不少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其间奥秘至今仍然吸引着无数的人。

　　金俊是一位来自韩国的陶瓷艺术家。两年前，因为一次偶然的游历，让他在武夷山意外地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源泉。从此，他便和家人一起留在了武夷山，从事着他的陶艺创作。

　　让金俊教授一见倾心的地方，是武夷山脚下这个叫做“遇林亭”的宋代窑址。1999年，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名录，坐落在山下西北角的这块6万多平方米的古窑址，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这里如今只剩下件件空空的匣钵，900多年前，它却曾是中国八大窑系，建窑的窑址之一，这里烧制的一种名叫兔毫盏的黑釉茶盏，正是宋徽宗赵佶当年为宾客们点茶时所使用的茶具。

　　这种古朴厚重的茶具因为出自建窑，所以被称为建盏，或黑釉盏，它在日本和韩国被叫做天目盏，至今日本茶道中都将其奉为珍宝。今天的武夷山，我们偶尔也能见到这里的人们使用现代仿制的兔毫盏来喝茶，对喝茶的人来说，这与茶品无关，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它的特殊情感。当年，正是它与龙团凤饼的结合，诞生出一种独特的饮茶文化，把武夷茶推向了中国茶叶历史的巅峰。

　　叶灿：“武夷山现在流传下的斗茶风俗一直都是兴盛的，因为我们没有断流过。这里描绘的是宋代斗茶的一个场景。武夷山自古就有这种斗茶的风俗，……因为武夷山茶非常出名，当时就有很多茶商、茶贩子来购茶，所以就有了民间斗比的这种方式来评价茶叶的好坏，斗比非常严格，这些都有讲究，现场有指指点点的人，有在这里记录的人，更多的还是相互交流。”

　　在武夷山，斗茶，现在通常是指茶人之间或三两好友围坐一起，各自出示自己的拿手精品：一看、二闻、三品，比试茶品高下优劣。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交流。苏轼在《咏茶》诗中的描写：“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更留下了范仲淹那首脍炙人口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这首长达300多字的诗文生动地描述了宋代武夷山当年斗茶之风的兴盛，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文献，对研究宋代茶事有着重要的价值。

　　叶灿：“评判茶的好坏，先从它的色彩，主要是纯白、还是青白、还是黄白来对比。第二比技艺，冲得恰到好处呢，这茶的味道也能够尽显，你冲得不好呢，这茶就泡苦了，泡涩了，就不好喝了。”

　　这样的过程至今或多或少地都在影响着当今的日本茶道。日本抹茶的制作方法和宋代的蒸青团饼十分接近，区别在于，宋代的茶汤颜色以白色为上品，在制作的过程中用一定的工艺去掉了茶中大量的叶绿素。

　　南宋以后，前来游览隐居者日增，儒家羽士，荟萃山中，自然山水陶冶了他们的性情，幽幽茶香启迪了他们的思想。于是，以茶论文，以文载道，兴盛一时，武夷茶因此融入了更多文化的内涵。

　　淳熙六年，陆游担任了福建路常平茶事，主管当时的茶叶事务。为了征集龙团凤饼的精制原料，他在武夷山“镜台”开设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斗茶竞赛。他在《建安雪》中写道，“建溪官茶绝天下，香味欲全须小雪。雪飞一片茶不忧，何况蔽空如舞鸥。”诗中以雪赞茶，表达了他对武夷茶的喜爱。

　　陆游早年嗜酒，因酒而作的诗文颇多，但到了武夷山后，宁可舍酒取茶，“桑苎家风君莫笑，他年尤得作茶神。”他自比茶神，以诗会友，以茶待客，陆游是历代诗人中写茶最多的人，一生创作的诗文中涉及茶事的达300多首，其中绝大部分都与武夷茶有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

　　有了这样爱茶懂茶的儒雅之士作为地方官员，武夷茶的冲泡技艺也因此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在当时，斗茶技艺之高超者，甚至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幻化出各种诗文、山水的图案。这样的技艺叫分茶，或称茶百戏、茶丹青。

　　王旭烽:“茶丹青，就是你在冲茶的过程当中那个茶盏会有一首唐诗的意境，特别是叫罗汉供茶，当时很多日本的僧人到天台山去，就去供茶了，罗汉的像下供了一个茶，结果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佛像，佛像就出来了，这就是一种很高很高的技艺，这种技艺已经失传了，也没有人能把它捡起来。”

　　赵勇（武夷山市原文联主席）：“这件东西应该是属于南宋时期的遗存。这件东西干什么呢？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用它可以很自如地来控制水流，应该是当时的专用的分茶茶盏。”

　　了解到斗茶的方法后，赵勇和他的朋友用自己的理解，尝试了分茶技艺。当水滴滴入茶盏，果然留下了清晰的字迹，对比着漆器茶具的点茶效果，我们最终看到了用兔毫盏分茶的奥妙。然而，分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必须要找到最佳的水乳交融的状态，才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创作。武夷山茶风茶俗的形成与发展融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更需要文化力量的推动。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武夷山自古三教同山、三花并蒂的独特文化构筑，展示了它巨大的兼容性和厚重的生命内蕴。当武夷茶把各教派宗旨融进茶道的精神，武夷茶文化的发展由此打开了一扇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门。

　　久远的岁月里，在晨钟暮鼓的回响中，道观佛寺与武夷茶不期而遇了。坐落在武夷山深处的桃花洞观已有800多年历史，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宗教，道教推崇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武夷山中的茶，吻合了他们崇尚自然的本性。借助茶的灵气，似乎可以帮助他们在修炼的过程中触摸到大自然的道法。如今，来自海内外的佛教界人士都会在登武夷山、品武夷茶与武夷山上寺庙僧侣的交流中找到精神上的共鸣。

　　建于唐代以前的天心寺是武夷山最早的佛教禅院，历史上它几经兴废，命运坎坷。但那古老的禅茶之风却被精心地传承至今。茶禅一味，壶里乾坤，在漫长的岁月里，僧侣们以茶为伴，武夷茶至今被他们赋予了超凡的文化品味。“茶韵”这个概念因此变得鲜活具体。然而，如果茶仅仅是僧道者的杯中之物，那么这份优雅、超然就很难走出寺院。寄情山水、探幽访胜，是历史上文人士大夫的性情所在。在儒、释、道交相辉映的武夷山，寺庙道观，成为宋代文人驻足交往的最佳选择。最终，宋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促成了武夷茶风的兴盛。

　　800多年前的一天夜晚，朱熹来到武夷山中的天心禅寺，与方丈品茗夜谈。禅茶原本一味，当澄净的水流注入质朴的兔毫盏，茶的馨香渐渐弥散开来。刹那间，心灵有如惊鸿一瞥。朱熹在茶的苦涩和清香中曾经感悟到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之后，他留在了武夷山，在山中建起一座书院，这就是日后被誉为理学圣地的中国最有影响的“紫阳书院”。当年，书院的门口，甚至还有一棵他亲手栽种的茶树。朱熹的一生，在武夷山中度过了50年的光阴。伴着脉脉的武夷茶香，他在这里讲学、著述、思考，把那些影响中国近千年的理学思想逐渐完善，传播到大江南北……

　　当年，《朱子类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朱熹在向学生讲学时说，“如这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的滋味，便是事物夹杂了。”朱熹以茶喻学，认为学问要像茶一样，贵在真味，一味研透才有真才实学。《朱子语类·杂说》中还记载，他曾说过，“茶本味苦，吃过却甘”，茶是苦与甜的辩证统一体。朱熹认为，理学之道与茶性是相通的，饮茶与修身励志的切合点就在茶的本性上。茶，体现出了中和之理，融合了儒家理学文化思想的精髓。

 　　“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当年朱熹就是这样顺流而下，与他的朋友们在武夷自然山水中品茗论道的吧。摩崖石刻上的茶灶二字据说是朱熹亲笔题写。当年在这石灶之上，和朱熹一起品茗的，还有陆游和辛弃疾，他们三人同处一个时代，因为字号各带有一个“翁”字，被后人尊称为“武夷三翁”（辛弃疾字瓢翁，陆游字放翁，朱熹字晦翁），三人在力主抗金的政治抱负上肝胆相照，更对武夷茶有着一份特殊的热爱。而在武夷山中，这样的佳话还有很多……

　　王旭烽：“武夷山是个物华天宝之地，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之乡，完全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赞美武夷茶。”

　　光阴流转，无论武夷茶的制作技术和品饮方式如何变化，它发端于唐宋时代的那份高雅幽远宁静和谐的茶风古韵却是始终如一的。由此形成的丰富多彩的武夷茶文化成为了世界人类的一份宝贵财富。